蓝色上的红线

策展人：苏伟

阅读赵大钧（1937-）先生的画并不容易，他的绘画实践似乎并不存在于现有的任何参照系中。这位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中国美术先行者，在美术教学中默默耕耘半生，1949后中国美术史的书写几乎没有提及他的名字，遑论他艺术上那些起始于、又超越于时代精神的思考与成就。先行者被遗忘，不仅是历史的遗憾，同样遮蔽了我们对1949后中国艺术中留存的动力的反思，对那些在时代限制中做出超越性努力的足迹的辨认。

这个展览中呈现的赵大钧先生的绘画实践始于2008年，那一年，病中痊愈的艺术家重拾画笔，以“神山”系列（2008-2010）开启了新一段令人瞠目的旅程。但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所看到的面貌，同样源自于他整个艺术生涯。这并非是宣称其整体作品（oeuvre）所谓的完整性，实际上，我们在他整个生涯中看到的，几乎是前后割裂开来的绘画语言，是多种异质的风格之间紧张的并置。赵大钧先生的艺术生涯具有一种否定与超越的特质。与很多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不同，他并不是在80年代初期将压抑已久的创作能量释放出来，从而走出一条更为宽泛的现实主义道路；如果将他归于抽象、抽象表现主义，从画面上定义一种创作面貌，同样会令我们忽视其内在理路的发展及其创作中所对话的范围。他的绘画在长期的自我等待中蓄积了一种思想的力量，将思维的过程形塑为艺术的创造。这种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以来鲜见的特质，让他的绘画实践在今天充斥着大量关于绘画的迷思的中国情境中，凸显出意义。

赵大钧先生的画是思想者的绘画。直观上看，这些2008年以来的画都是一笔一笔画成的，或者可以说这种一笔一笔地画、每一笔都有意味的趋势在他近几年的创作中愈加明显。这个看似简单的方式，传达出一种动态的思维过程。这些笔触如同经历了思维角力，才从艺术家的头脑里逸出到画布之上：它们明显和艺术家早期生涯所擅长的造型艺术语言有所不同，甚至从笔触在画布上行进的方向上，就悖离了那种语言；它们忠实承载了艺术家从思考到视觉到油画的整体思维过程，也将这一过程中所凝聚的对于既有艺术经验的反思与由此激发的创作意志展现在观者面前。这里，我们很难不联想到阿多诺论述的那种将传统与主体性自身联系起来的“晚期风格”（der Spätstil）。

粗略地说，2016年前后，赵大钧先生开始更明确地以一种分析性的视角继续展开他的绘画实践。之前的探索更为多维：在画面上反复地塑造/覆盖造型及其趋势，体现出一种对于其自身所承接的社会主义艺术，或者更重要的，对自身60年代开始所开创的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绘画语言的思辨；用刮刀从下向上地将颜料涂抹到画布上，颜料斜飞、逆行的动态暗示了某种脱离秩序、或者说现实主义素描传统的创作立场；从艺术创作更为普世的角度，思考并实验如果在传达瞬间/恒久的情感的同时，保有一种向自由之路的开放与凝视……这些层面仍然以不同方式显现在2016年之后的创作中，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赵先生更为明确地将画面中的具体问题作为支点进行实践。

每一幅画从开始到完成，是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清晰化到“解决”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这个问题往往随机产生，它们从艺术家过往的艺术经验中浮现出来，试图确定自身在这位艺术家思想图谱中的位置和角色。它可能是某一形象，某一长期没有被自身厘定的创作思维，某一种线与色块、线与笔触、颜色与结构的关系，某一种感觉与用笔之间的联系，有时就简单到某一个颜色……这些往往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域，被赵先生单独提炼出来加以分析和重新描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多路径的绘画方法。在赵先生的头脑中，这些路径都通向他整个艺术生涯中那些最基本的关于创作的现实问题，他每一笔中灌注的真诚与思考强度，也邀请观者从各自的角度接近这些问题。只不过，我们几乎很难在画面中“解密”某个具体问题最初浮现的形态，而艺术家的画笔下也仍留有诸多尚不清晰的试探、对过往思路的留意踟蹰。

这个充满张力、反复、犹豫和不确定性的分析阶段，为赵先生2018年末又一次创作上的飞跃蓄积了足够的力量。在2018年的一条笔记中，赵先生提到：“一个经过‘反复’，以‘画’堆积起来的东西上，再发现，引起描画的欲望，生机再起。也是很有意思的过程，如‘蓝上的红线’。”这其中暗示了转变的态势。他的视角逐渐从分析性的，全面转变为综合性的，无目的性的。这个时期，他得到了质感更好的新颜料，也给了他进行再一次突破的凭借。此时，他在画面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对某种思想状态的确认。

很明显的是，这个时期开始，赵先生在画面上使用的笔触呈现出强烈的确定感和坚定的态度，形态短促、清晰而具有说服力。他几乎不调色，很多色彩都是在画布上的交叠中直接“破开”，自发生成。那种过渡性的笔触很少出现在这个时期的画作中，或者说不属于这些画作的主体部分。他这时期的很多画都是先用碳笔起稿，寥寥几笔勾勒出某种趋势，有时候这个趋势会让人联想起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全景式的概括方法。他的整个画面，体现了出了结构与节奏的融合，艺术家似乎从实验室中走了出来，再一次面对整个世界。画面上难以辨认艺术家最初要“解决”的问题，画布边缘也不再是整幅画的终点。前一个阶段中，画布就像笔记本，是艺术家思路、思考过程的全面记录，艺术家的头脑仿佛移植到画布之上。而到了此时，画面本身已经蜕变为一个丰富的人的世界，思考与创造之间的巨大飞跃完全呈现在画布之上。

我们能在画面中看出艺术家绘画过程的痕迹，有的被保留下来，有些部分则被覆盖掉。这个习惯在他这十几年的绘画实践中一直保持着，它不应该被视为现代主义式的身体表演。正如思想本身绝非抽象，而是一个动态的、在有限性中寻求突破的过程，赵先生的画也具备这种特质。对于思想者的绘画而言，如实言说的重要性远大于画面本身。赵大钧先生将这种思想的真诚度铺置在画面里：思想本身在画面中被忠实记录下来，也在画面那些被多层覆盖、否定的区域中再次显影出来。而到了2019年，这种对于绘画过程的保留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他的视角似乎在整体与局部之间来回切换，画面如巴洛克音乐般不断演进与结构化。在这种切换中，平面空间被赋予了深度，共时的画面上可以阅读出历时的痕迹，空间与时间的对话指向了绘画的古老命题。

赵大钧先生把他的画命名为“我的现代主义”。他承接了塞尚那种用色彩进行思维的方式，但这个方式不是习得的，而是在他真诚地面对自身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不断对其所在的时代潮流和有限的现实进行否定的反思时浮现出来的。他将自己的思想拓印到了画面上，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主义自身向他敞露出来。迷幻炫目的画面，巫术般的制作过程，装饰性诉求，所有这些被现代主义者反复树立又抛弃的东西，这些在中国情境中被反复引进、又被悬置的标记物，从未真正进入到赵大钧绘画实践的核心。他不关注图像性或者种种围绕绘画的形式主义展开的问题，正如他关注那些在漫长的艺术史中用思想建立绘画的创作者一样。

此次展览集中于赵大钧先生2019年前后的创作。我们视他为同时代者，一个艺术生涯跨越多半个世纪、并仍与今天中国艺术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保持对话的思想者。贯穿赵先生艺术生涯的那种否定与超越的辩证，延续在这些画作中。这一年是他2008年开始全新的绘画实践后，转向综合性的艺术语言、深化其绘画的思想结构一年，也是这位80多岁高龄的创作者，重新开始一段旅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