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组：在棱镜般的视线中
文：陈鋆尧

一直以来，策展的发生都基于眼下的问题与周遭际遇的持续流变。在过去的几年中，充斥于远方世界与我们身边的混乱与失序，在推翻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社会发展的乐观预想的同时，也让个体周遭的境况如同一场未完成的填字游戏，在错落的黑色节点之间，留有无数碎片式的空白，铺展开日常生活与文化社群中的线索与问题。它们延伸、重组并在其中相互绞缠，编织了一张张犬牙差互的大网，扑向我们本就波澜四起的生活。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中提出：“空间是社会的表现”，这种表现不是对社会的反映，也不是对社会的复制，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本身——空间就是社会。按照卡斯特的说法，“空间就是社会”为我们观察社会提供了更具体的场域，赋予我们建立实验模型的前提，也给予这场展览以“对照组”的方式进行观察的机会。

变量

此次参与展览“对照组：在棱镜般的视线中”的艺术家分别来自欧洲、东亚和南美，展览呈现6位样本艺术家近两年来有关绘画、雕塑和综合媒介的实践。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密集分布于2020年前后，彼时大流行、局部战争和次生灾害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成为了离间全球性流动与重思人文价值的催化剂，进而反应到艺术家在此期间的创作中，建立比照现实生活经验而进行当代艺术内容生产的对照组；相较于对照组以外更广泛的社会语境，展览空间外的线性时间和持续发酵的社会环境成为显而易见的变量，与对照组相对的实验组也随即在展览空间外被确立。在这组对照关系中，时间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成为了恒定不变的常量，也让空间内外所产生的两组样本，在相互对比中进一步揭示现实的真相。

棱镜/视域

一个标准的白色矩形空间，为这一实验过程提供了象征意味明确的边界，突兀地横亘于空间对角的墙面结构，成为房间里的大象，难以忽视又不可跨越。明确的对角线分割对应棱镜的结构和形态，为观众在空间中随时调整视域和视角提供了朴素的方法。当观众缓步穿梭于这组被切割的硕大棱镜中时，身体运动使观看视距与墙面发生着逼仄或开阔的矛盾关系，伴随着视域的游移、磨合与调整，这些跨越了地理界限的作品在持续运动的观看行为中折射、衍生和互文，在视域的流变下进行不间断的“内部反射”，犹如遣词造句，让发生于对照组之外的客观现实被反复的书写和强调。在“空间就是社会”的底层逻辑下，观众依照在对照组之外获得的现实经验，反观自身的精神本质和内在状态，使对照组中的内容得以超越艺术家的个人实践，即发生图像意义上的“色散”——在如棱镜般的视线中，将信息处理的权利重新赋予观众。

信息处理的权利

我们对于这一权利的丧失始于“流动空间”的出现。作为人类信息革命时期的抽象产物，当人们可以足不出户的进行各项社会性活动的同时，空间概念早已突破了一种可以被测量的事物的客观属性，空间理论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慨叹在后大战时期（Post-war Period）日常生活逐渐被消费品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控制，而这种控制正好由空间所直接引导。“空间就是社会”正是在这一系列理论背景之下提出，这时的流动空间早已经不局限于密斯凡德罗早前提出的关于建筑空间的概念，而是渗透到区域、城市与社会权利当中。

重拾信息处理的权利，意味着重拾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曾经怎样在现实的选择或偶然的历史机运中受到压制，有一些视线所及的存在没有被表达，有一些表达没有被记忆，还有一些记忆则被永久地忽视了。同时，这也意味着重拾现代人消褪的感知力，在本次展览中，英国艺术家Ed Compson（b. 1991）在其抽象的绘画实践中将身体性与技术预谋所共同建立的工作方法称之为一种新的“自主神经系统”。他通过预先编程的激光控制器烧灼布面，并在烧灼过后的媒介上进行绘画，这一充分调用身体与机器的生产方式被他称为“亲密且无意识的交流方式”。芬兰艺术家Mari Sunna（b. 1972）在其系列作品中以斯堪的纳维亚地域中特有的极简和构成主义再现着身体和五官，如同在机械的社会生活中偶尔闪过的梦境与灵性幻觉，艺术家在设法唤起观众熟悉的日常片段的同时，描绘着现代人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摇摆不定的个人感受。在智利艺术家Vicente Matte（b. 1987）的自述中，渗透到城市聚落与社会权利中的“流动空间”已经将人群带入一个“没有答案的地方”，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夹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代表，把信息社会、南美城市历史与自身的家庭记忆进行并置，将画面中的色块转化为个体与聚落间因背景差异而催生出的迥异表达。

重回视域

在德文中，“视域”和“地平线”是同一个词（Horizont），但“视域”又是无限开放的：随着主体的运动，“视域”可以随意地延伸，且主题永远无法到达视域边界。地平线是一个只能看到，而无法划定的场所。德国艺术家Johanna Seidel（b. 1993）通过抒情的视觉语言重现其视域的变化过程，从来自历史、神话和梦想的种种符号辅助她将记忆和想象浓缩成最终的抽象的时刻，让其个人经历通过视觉经验变得易于理解和体验。中国艺术家闫欣悦（b. 1992）的作品则关注着飞速发展的城市地平线下的人群和他们的状态。她以戏剧化的形式来展现充满激情、焦虑和忧郁的城市场景，这些去除了文化背景的城市环境反而更容易激起跨文化背景的城市居民的共情，也让观众得以在严肃的现实生活中窥见到快乐、释然和享乐主义的缝隙。

哲学意义上的“视域”不仅仅与生理/物理的“看”的范围有关，更加与精神的“观”的场所有关。因而作为哲学概念的视域似乎也可以译作“观场”。“视域”到“观场”的维度切换也体现在艺术家Virginia Russolo（b. 1995）的个人经历与实践中，她出生于意大利的奥德尔佐，随后辗转生活于波特兰、东京、牛津和阿姆斯特丹，并最终定居于克里特岛。高度杂糅的文化背景汇聚为一种具有共识性的能量，驱使她由“视域”的迁移转向精神层面的“内观”，她的跨媒介实践充斥着自然主义的元素，并通过复现现代性物质生活下宗教与祭祀的遗迹，探寻拜物教的本源，以及更重要的，重建自然与感官体验的联系。

作为对照组，展览空间与作品共建了一个凝缩的状态，它同时包含了凝固的时间和任由意识带领肉身的超越的存在。棱镜的折射伴随着想象力的肆意发酵，成为每个个体寻找依托的自我判断、感受和情绪价值。信息与空间的流动，让自我的存在样态也发生着改变，个体与信息流持续且高速的对抗，让人无法体验完整的时间性，也削弱了感知自己与地方社会间产生切实联系的能力。在时间概念、中心位置与身份区别都逐渐淡化的当下，“流动”，成为了在没有边际的页面与空间中保持坚定关联的唯一核心，也让展览成为了风起云涌的社会现实中获得片刻宁静的风暴之眼。